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铸就了中华传统美德与现代社会潮流相结合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产生了“爱国创业我最认真，求实奉献我最根本”的铁人精神和“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产生了“顽强拼搏，永不言弃，坚持不懈，自强不息”的女排精神；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在国防科技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铸就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和“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作为历史的产物，美术创作凝聚起时代精神，产生了一批佳作。远的不说，现代中国美术的发展，从中国画改革，到新兴木刻运动，再到油画的中国化，无不紧贴时代脉搏、贴近生活，彰显鲜明的时代精神。像徐悲鸿创作的巨幅中国画《愚公移山图》，正是以“愚公精神”来借喻当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决心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等三座大山的精神；像岭南画派画家关山月秉承“笔墨当随时代”的理念，将笔触伸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事业中——采用视觉冲击力强的重彩等艺术形式，以恢弘的场景渲染新社会、新人物、新气象。这些经典名作，触动观者的不仅是形式，更是直击人心的精神力量。
齐白石、徐悲鸿、潘天寿、林风眠、李可染、关山月等创造美术高峰、载入美术史册的美术大家，虽然有着不同的教育背景，有着不同的艺术追求，但他们之所以能取得不凡的艺术成就，在于他们对中国文化有强大的文化自信，他们深深懂得中国文化的根在哪里，又该在新时代延展至何方。如画家潘天寿，其艺术根基在于对传统诗文、书法、金石以及画史、画理的融合贯通，但艺术风骨却是关乎当时中国生存发展和民族精神振兴的民族翰骨；再如林风眠，其艺术气质得益于中国民间艺术、中国古诗文和西方观念的综合陶养，但其审美精神却是中国的，充满东方趣味。正是在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不断深研与承继中，在对时代命运的不断观察与体悟中，这些美术大家不断推动着自己的艺术推陈出新。
今天，党的文艺政策更加开放，艺术创作环境更加宽松，艺术家的创作活力更加蓬勃，客观上为艺术再攀高峰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创作环境。但事实是，相较于老一辈美术家的艺术成就，当代有的美术工作者缺少一份定力、一种时代关怀。正是时代精神的缺乏，导致现在不少美术创作虽然形式上五彩缤纷，精神上却异常贫血。如何在推陈出新中创作出“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的美术精品，既是时代呼唤，也是当下美术创作亟须正视的问题。
应该看到，当前我们所处的时代依然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守旧与创新、东方与西方等各种思潮剧烈碰撞、激烈交锋的时代。加上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美术工作者在多重诱惑面前，若没有坚定的信念、明确的艺术追求，便有可能迷失方向。作为精神产品生产者的美术工作者，应充分认识到肩上所担负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站在历史的高度、时代的前沿，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自觉地将艺术生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以独特的艺术语言激浊扬清，发挥美术作品“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的社会功能，描绘在科研、生产、国防、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为实现中国梦建功立业、默默奉献的人民，从不同视角讴歌时代精神，展现中华审美风范，而绝不能脱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火热现实生活，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
当然，讴歌时代精神，不是要把当代美术创作引回“三突出”的老路，更不是使其再陷入“红光亮”的模式，而是要求美术工作者有一颗向往真善美的赤子之心，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通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用艺术形式提炼真善美，歌颂光明、抒发理想、引导道德建设，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对时代精神的观照中，创作出“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的美术佳作。
《 人民日报 》（ 2018年04月15日 1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