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致力油画艺术的“中国化”，开启了中国油画的新境界；他，专注于肖像画创作，60多年一直潜心勾勒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他，80多岁高龄却始终保持着一位画家的朴素姿态……本期《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文艺名家讲故事》栏目对话著名画家靳尚谊。
靳尚谊，1934年12月生。曾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积极探索将中国传统的美学观念与欧洲古典油画技巧结合起来，形成了鲜明的个人风格。《塔吉克新娘》《青年歌手》《狱中瞿秋白》《医生》《八大山人》《晚年黄宾虹》等作品成为中国当代油画的杰出代表。
画画是我唯一必须要做的事
1949年，新中国刚刚成立，全国上下百废待兴。当时，我父亲的一位朋友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工作，那里的学生都是公费就读而且管饭。我家里经济条件比较差，因为我喜欢画画，所以父亲的这位朋友就建议我报考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后来的中央美术学院。入学考试要求每位考生画一张素描，之前我并没有接受过什么专业训练。考试时，我用木炭做笔，将馒头用水打湿当橡皮，就这样画了一张石膏像，最后竟然考上了。进入学校后，我逐渐热爱上绘画这个专业，并视之为我生命的一部分。直到现在，画画仍然是我唯一必须要做的事情。
1954年，“苏联展览馆”在北京建成，展出了很多苏联艺术家的油画作品。当年想看油画的原作是很不容易的，我第一次有机会这样近距离接触油画，非常激动。学校决定让研究生去展览馆挑选自己想临摹的作品，我选了苏联青年画家马克西莫夫的一幅《铁尔皮果列夫院士像》来临摹。世上的事就这么巧合，我仰慕的马克西莫夫以后真的成了我的老师。
1955年，我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的油画训练班，担任教师的正是苏联专家马克西莫夫。马克西莫夫很会教学，在教画素描时，他提出要注重结构，也就是注重人的结构、构造。他修改我们的画作准确到位，学生画的一张男人体，经过他的修改，造型、骨骼肌肉的效果立即呈现出来。
马克西莫夫常在我们面前作画。记得有一次，我们分住在近郊老乡家里上了一个月的写生课。天气很热，我们午睡起床后看到马克西莫夫穿着背心，背后插一把白布遮阳伞，顶着酷暑高温，正对着巷子里的黄土房子画着。为了抓紧时间画画，他从不睡午觉。俗话说“身教胜于言教”。多年以后，当我画得累了，也偶尔想起当年老师的样子。这段记忆成了我在绘画之路上坚持不懈的动力之一。
“走出去”激发艺术灵感
毕业后我留校任教，从在版画系教素描，到任教于油画系第一工作室，学有切磋，教学相长，我的绘画水平日益精进。
1981年，我用近三个月的时间在新疆地区采风，其中有一个多月的时间是在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这段生活为我后来创作《塔吉克新娘》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82年初，我到美国探亲一年。在那里，我探访了当地各大博物馆，仔细研究了西方绘画艺术的发展脉络。通过比较和思考，我发现，我的油画在体积方面还没有做到位。回国以后，我就用古典的形式，把体积做到位，把厚度做到认真，画了一张躺在草地上的人体，同事们看后都觉得我的画风变了。
随后，我结合深入基层的经历，创作了《塔吉克新娘》这幅作品。作品在当时国内的画坛引起轰动，很多人认为，我开启了中国油画的新古典主义，但事实上这只是我深入基层生活、并借鉴国外油画经验的最后呈现。艺术只有开放，才能产生新的艺术灵感。我们国家现在强调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同样适用于艺术方面。拿油画创作来说，到国外参观美术馆给了我很多启迪，我后期的进步也主要得益于研究美术馆里的作品。不仅所有的美术馆都要看，而且重要作品还要反复地看。
创作“中国特色”的油画
各门类的艺术只有扎根于我国古老文化的精髓中，才能焕发活力，绘画当然也不例外。油画来源于西方，如何将油画艺术“中国化”是我国诸多油画艺术家思考的问题。我的老师那一辈，像徐悲鸿、董希文、罗工柳等等，都在做这件事。
上世纪90年代，我开始尝试在油画中吸收中国壁画的特点，创作了《画家黄永玉》《归侨》等作品。后来很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一本《黄宾虹抉微画集》，其中收录了黄宾虹很多山水画作品。我很受启发，于是就想办法将油画和水墨画结合起来。之所以选择黄宾虹和髡残这两位画家，是因为他们都是山水画家，而且他们的画都比较浓密、发黑，跟油画容易结合。
很写意的水墨跟油画融在一起是有难度的，因为要有中国的风格，又不能丧失油画的优势。画作完成时，其中既有造型和色彩的优势，也表现了中国画所蕴含的文化精神，是真正有中国韵味的油画。这些画作运用油画的语言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画家的艺术追求和良好形象。
我要为中国人造像
1982年，我在美国的时候，当地有些画廊希望我留在美国，以技术人员身份为我办绿卡，被我拒绝了。虽然当时国内生活水平不高，但我要画自己感兴趣的题材。我经常对学生讲，我是中国人，我这一生就是要为中国人造像，要在油画创作中展现中国人的精神气质。
以前历史上的所有艺术都是表现上层社会的东西。新中国成立后，文艺的方向重点是反映基层群众和劳动者，这个方针也带来了绘画界画风的变化。国内画坛整体画风朴实、健康、明快，我认为这个变化是世界艺术史上的一个进步。
我第一次接触到工人是在1950年，当时学校创作课组织学生开展广泛深入生活的活动。我们先到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厂，后来又到南京的浦镇机车厂，与工人一起劳动，一起休息，有时间还给他们画宣传画。在浦镇机车厂时，正是夏天最热的时候，那里正流行一种叫“打摆子”（疟疾）的病。我后来染上了这种病，身体忽冷忽热，一点力气都没有。看到我病情严重，工人们就背着我，走很远的路去厂医院治疗，所幸的是，由于治疗及时，我的身体很快就恢复了。
这次的经历让我对基层劳动者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因此，我常通过油画这种雅致语言来更多地表现他们日常的容颜，把他们的形象生动活泼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与时俱进才能记录时代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1958年，我住在北京的三里屯，那时候周围还是农村的荒地，连公共汽车都不通，困难时期，我还在楼门口种过红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化，三里屯变成了一个很时尚的地方。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人的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对于艺术工作者，这些新的变化都需要去了解和体会。
除了体味社会的变化，作为艺术家，不了解现实的人，特别是年轻人，也很难表现当代艺术。我年纪越来越大，接触年轻人的机会逐渐减少，但要创作，就要找很多青年人来聊天，了解他们的思想、情绪、观念。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艺术形式，将艺术与时代结合在一起，即使是以个人的肖像画为主，也依然可以记录时代。我的作品《途中》，画中有三个人，有40多岁的中年老板，有30多岁的妇人，还有20出头的大学生，他们都在各自忙碌奔波。我概括地画出社会中几个主要人物的状态，描绘飞速发展的社会中人的变化。
我的作品拍卖的价格很高，但我却更愿意把很多作品捐给美术馆，因为我始终认为美术作品的最好归宿是美术馆，只有在美术馆它才能和广大群众见面，这是美术作品最重要的价值。我绝不会为了卖画而去画画，我也不会随着艺术市场变化而心动。
基础问题是决定艺术水平的。我绘画创作几十年，一直是在为油画领域打基础。直到现在，我还在研究造型、色彩、厚度、抽象美、色调等基础问题。如果问我有什么成就的话，我觉得我就是接替老一辈画家，努力为中国的油画事业打基础、深厚的基础。
（中国文明网记者贾玉韬根据访谈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