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断前贤笔误，不但有助于潜修字学，也让今天的书画读者明白，慎断与潜修实际上都是对传统文化和列位书画前贤表示敬重的一种方式。
前贤笔下未必无误，然而辨识须得持理有据。今人读书，勤者自勤，但手检心记者已经渐少，而以点击“电子读物”代替心手者渐多。后者，借闻耳食以为快捷，容易“一以当十”，想之当然。前年某书家在座谈会上说书法评选“不必拘泥错别字，古代大家笔误也在所难免”时，言及《唐三藏圣教序》（唐僧怀仁集王羲之行书字汇）的“昏”字“书写成了‘民’字当头的‘昬’，明显笔误。怀仁集字，也不细看，贻误千秋”。笔者当即请教，“说‘昬’字笔误可有根据”，答云“不知”；又问“何以‘民’字头加‘日’则非‘昏’字”，答云“电脑可查。‘昏’字肯定不能那么写”。
这是近十年书法界再次掀起“书法热”后，对“二王苏黄”等所谓古典权威碑版墨迹作品诸多质疑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批评议论之一。其实，依据字学，《唐三藏圣教序》的“昬”同“昏”，并非笔误。其他诸如“王羲之《兰亭序》有‘六大笔误’”“东坡笔误多多”云云，嗟叹起伏，有的已将“发现”著文报载；因为恐有混淆正误之忧，故笔者认为，应该理论清楚，且容日后著文一一释解，以明视听。
先看《唐三藏圣教序》的“昬”字。“昬”通“昏”，形声会意字，《说文》释：“日冥也”（黄昏，昏暗）。本指日暮，引申义为婚姻之“婚”。字头的“氏”本为“氐”（音底；省写作“氏”），《说文》释：“氐，至也”（抵达，低下）。与“日”合一为“昏”，意指落日下沉。如此解读，字义简单，不难会意。
平素常用的“婚字”，在《诗经·邺·谷风》有“宴尔新昏”，今之读者或以“昏”字为错，实则“婚”字乃“昏”的后起字。清段玉裁注《说文》写得明白：“士娶妻之礼，以（黄）昏为期，因此名焉（因为以黄昏为娶妻佳时，故而以‘昏’名焉）。”“昬”加女字旁为后起字，自然保留“结婚”义。比对同样内容，也可以佐证。例如汉扬雄《太玄经》的“黄昬内羽不能禁”，又明代叶子奇《太玄本旨》至此句曰“黄昏内羽不能禁”；明代陈第《屈宋古音义》的“曰黄昏以为期”，又清李光地《诗所》转引“楚辞曰黄昬以为期”等可知，或昏或昬，俱是一字。王羲之没有写错，怀仁集之亦不谬。
既然已经说到唐朝的“昬”字，有必要旁涉“民”字头避庙讳（唐太宗李世民，讳“民”）事。据《旧唐书·高宗纪上》，显庆二年（657年）十二月“改‘昬’‘葉’字”。因为二字中有“民”和“世”字，故以避讳的减省法，变体改之。《音学五书》曰“唐人避太宗讳，凡字从‘民’者皆（减）省而为‘氏’。今人书‘昬’为‘昏’，犹其遗法也”。
这种解释提供了另一个思路，即“昬”的“民”字头是因为避唐庙讳，减省笔画后成为“氏”的。这跟本文前述的《说文》释“氐，至也”，与“日”合一而为“昏”，略有不同，殊途同归。当然，宋《野客丛书》认为李世民大度，“有不讳之德”，根本不在乎“民”字减笔为“氏”的事，也很有趣；就算作“林大风多意外声”，姑妄听之。
其次，再分析一例所谓“前人的书写大错”。
最近两年，还有一个成为议论热点的是质疑元代画梅大家王冕（1287—1359）的《墨梅图》诗书写时留下的“书写大错”。因为王冕出身贫寒，虽然有人以“文化水平不足”解释“王冕下笔出错”似乎顺理成章，但是笔者可以肯定，王冕《墨梅图》诗书没有写错。
王冕（号饭牛翁、煮石山农），虽然放牛出身，但每晚至佛寺借长明灯苦读诗书，试进士不第后潜心书画，最后笃志功成。王冕工诗，擅篆刻，画梅多自题，有《竹斋集》。其诗画精品中，最著名的就是《墨梅图》。按《书史会要》《石渠宝笈》《庚子消夏记》等所载，此诗曰“我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此诗传播海内外，唯“池头”“个个”二语，在《元诗选》和《御定佩文斋咏物诗选》中有“池边”“朵朵”之异。
今之读者所谓的“书写大错”，就出在《墨梅图》上。因为王冕自己在原创上白纸黑字，明明写的是“只流清气满乾坤”，所以看“留”为正字的读者，认为“流”是王冕笔误；若以王冕墨迹为铁证，“流”为正字，那么元明清及近现代诸多诗集中王冕此诗的“留”是否应该踢出去呢？
依据字学，“流”与“留”太过纠缠，援引书籍史据较多，小文恕不一一。简单地说，“流”通“留”，自古已然。《易·系辞上》有“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释文》注：“流，亦作留。”又《荀子·君子第二十四》有“令行而不流”，同语句的文例，可举《管子》“令行而不留”，《群书治要》“令行而不留”。又《荀子·王制》有“财物粟米无有滞留”，比对《韩诗外传》卷三有“万物群来，无有流滞”，皆易见“流”“留”相通，而且“流”原本也有“不流”的意思。后来随着汉文字的发展，字义始有细致分解，“流”与“留”渐渐各尽其责，然而披阅古籍仍须明眼析之，否则绠短难以汲深，就像“景、影”“故、顾”“即、则”等一样，古今面貌似是而非，也很添乱。
王冕墨迹书“流”，其原创的旨意是说“清气流动”还是“留住清气”呢？应该说，两者兼而有之，但稍许遗憾的是，“流”有流走流失意，所以祈望绘画能留住清气更好一些的辑诗者选择“留”而淡化了“流”。毕竟在王冕逝后七百五十余年间，有幸拜观《墨梅图》原作或高清出版图片的，能有几人？今人幸运，见闻多多，识广却未必。疑而发问，可以；若作断定，则须细心。但逢这种情况，与其驰骋想象去惨淡经营一个写错的“理由”，不如静心思考或查找前代相关的文字资料，读懂这些文字的来龙去脉。
壬申（1992年）夏，笔者在京某大图书馆借读马浮（即马一浮）先生自辑丁丑至庚辰（1937—1940）的诗集（谢无量先生作序），开卷一看，扉页书影印有马先生自签小篆《辟寇集》三字，闲雅秀劲，字间透着一股凛凛清气，说以这种文字书写的心态表达民国文人“逃难辟寇”的坚韧不屈，也不为过。不知何人自以为是，认为马先生笔误，竟然用铅笔在“辟”字下补笔，添作“避”字，可恶之至。料此人不知“辟”可通“避”，《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有“退三舍辟之”，又《礼记·儒行》有“内称不辟亲”可证。马一浮先生写“辟寇集”，即今之言“避寇集”。“辟”是古字，本有回避、躲避意。写“辟寇”，于古当然无错，但因为没有写后起的通用字“避”，今人容易懵懂，觉得不太规范。所以，笔者认为，于今虽有不宜但不能算错的，无妨保留历史原貌，以便让今天的读者感受故存的沧桑，温故而知新，不会忘记文字“回家”的路。
总之，汉语言文字的变化发展已经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车同轨，书同文，岂能一劳永逸？秦皇之后，千秋大业的同文规范，从未有过稍事休憩。穿越时空，回到初唐，读懂太宗皇帝规范汉字书体和书写，既是一种小有自觉的约束也是汉字文化发展的进步，更有民族文化的自信。如果顺便关注一下因反对高宗立则天为后而屡遭贬谪的褚遂良，翻开他忧闷至极而书的梁庾信《枯树赋》，细味“撗（横）洞口而欹卧，顿山要（腰）而半折”等字词书写的微妙，甚至再费心领会后代各家临摹褚本为何点画笔踵故然，竟不以为褚公笔误多多，则不难获知，认可过往的历史与支持现在的规范，并不矛盾。
维护传统书画文化的自信，应该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气魄，积学与认知共进，敷荣与高见并举，才会进入时代的高台阶新境界。见流不见源，不可能真正认知博大精深的吾国文化。对当今书画家而言，不仅需要充实书学画学，文字学和文学也需要补课，那是在文凭证书之外的“青藏高原”。慎断前贤笔误，不但有助于潜修字学，也让今天的书画读者明白，慎断与潜修实际上都是对传统文化和列位书画前贤表示敬重的一种方式。如果自感酝酿不足，踮起脚都望不着源的话，那么，读书积学，即是积垫自家的“青藏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