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笔触细腻，作品朴素，作品被国内多家美术馆收藏；他，放弃优渥条件，回到祖国，从事艺术创作研究；他，深入生活，不忘初衷，将油画赋予中国审美。本期《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文艺名家讲故事》栏目对话中国油画院院长杨飞云。

    杨飞云，中国油画院院长，著名油画家，中国写实画派领军人物。代表作有《宋庆龄》《同行》《侧面》《小姚》《静静的时光》《荷花屏风》《孤独少女》等。

　　小时候，我总能在画画中找到快乐

　　我出生在内蒙古包头，从小就和艺术相伴。我的父亲是一名美术教师，母亲是一位剪纸高手。从小的耳濡目染，让我与艺术有一种天然亲近。小时候，如果我淘气得厉害，大人就会给我一根铅笔和一张纸，我便能立刻安静下来，开始涂涂画画。那个年代玩具特别少，但我总能在画画中找到快乐。对我来说，绘画是抒发情绪的一种最好方式，画画让我上瘾。

　　那个时候我们能学习美术的书籍只有小人书和连环画，我便将所存零花钱都买了连环画。中午的时候，我们得帮大人烧柴禾做饭，我便一边拉风箱一边翻小人书，结果该上火的时候忘了添火，饭都没有做熟。那次母亲发了大火，把我的书一下子扔到炉子里烧了，我一边大哭一边从火中抢出小人书，可惜没有来得及，从火里拿出来时，书已经被烧了一半。后来，父亲开玩笑地说，我对书不是一般的喜爱，那叫哭（酷）爱。　　

　　当钳工也忘不了绘画

　　1971年，我来到呼和浩特铁路局包头客车车辆段，做了一名钳工。虽然待遇很不错，但每天干的都是机械式的工作，离艺术实在太远了。那个时候，绘画便成了我生活中的全部精神寄托。我们工厂有一位姓刘的师傅，特别支持我画画。我们中午只能休息一个小时，稀里呼噜吃了饭后，刘师傅便拿起个烟斗给我当模特，让我画素描。

　　慢慢地，我将一些作品寄给当地铁路报社，偶尔还能登出来几幅，被厂里的师傅们看到后，大家还都很激动，发现厂里竟然有一个画画好的艺术青年。几年后，我被调入呼和浩特铁路局文化宫，当上了美术编辑，终于如愿以偿重新拿起了画笔。在文化宫的那几年，我结识了很多专业的油画家，在他们的帮助和指导下，我的绘画技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记得，在铁路局的大院里，我和几位同事在打羽毛球。我们主任挥着一张人民日报跑过来激动地说：“过来过来，好消息！”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中央美术学院招生了，油画系招八名学生。我当时很惊讶地说：“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主任却说：“你一定要去考，我相信你一定能考上！”

　　1978年，我顺利考入中央美术学院。记得当时为了送我去火车站，师傅们居然找来了一辆小轿车，其实我们大院离火车站只有一站地的路程。师傅们的那种期许、那种鼓励的眼神，至今回忆起来都让我热泪盈眶。

　　只有感动的瞬间才能涌动出澎湃的画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去了美国，先后到旧金山和纽约画画。靠画油画肖像在当地有了点小名气，也有了签约画廊。当时看来，无论是生活还是经济收入都相对有保障，但总觉得跟生活环境有着隔阂，每画完一幅画，就觉得和它很陌生，因为缺乏情感，而那才是艺术的灵魂。在国外的日子里，我很怀念国内的环境，志同道合的人一起画画，一起谈艺术，那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于是，过了一段时间，我便毫不犹豫地回国了。

　　绘画可以让人进入一种状态，身处在一个环境里，画笔与画板触碰的那一刻，仿佛身临其境，色彩的调和，线条的勾勒，犹如人在画中触摸最真的记忆。用心去感受，或许才是绘画的初衷。只有感动的瞬间，才能涌动出澎湃的画意。

　　我的妻子佟芃芃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模特。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多，某一个动作、某一个瞬间都可以入画。因为是熟悉的人，所以更能够抓住人物的神态。《漠然抱玩具的姑娘》、《唤起记忆的歌》都是以佟芃芃为模特创作的。有一次，佟芃芃在唱歌，风刮起了窗帘，我们一起种的橡皮树摆在窗台上，叶子微微摆动。我一下子就被这个情景打动了，当时便画了个速写，后来便有了《唤起记忆的歌》这幅作品。

　　中国人画油画承载的一定是中国精神

　　现在我担任中国油画院的院长的职务，日常除了行政工作之外，我都在画画。院长和画家两个身份之间的转换，对我来说并不容易。但是任何时候，我都会主动地从油画艺术的根本上去考虑问题。中国油画院成立之初，一些声音认为，油画来自国外，并非中国，所以中国油画院的招牌，似乎有些名不副实。但是我认为，加了“中国”两个字以后，不是对油画艺术的局限，反而是一种对身份的认定。中国人画油画，承载的一定是中国精神、中国情怀和中国的审美。